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其中之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构成了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基本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解工作，围绕化解矛盾纠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出“发挥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为做好新时代调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矛盾纠纷，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是：纠纷解决制度“为了谁、依靠谁”。在法律话语层面，人民构成了法律关系主体和纠纷解决的主体，他们有各种具体的法律权利和多元的利益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就是要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调解、仲裁、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三驾马车”，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从纠纷解决理念而言，人民的诉求在调解程序中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人之立体形象在调解过程中得以呈现，无论是传统的促进式调解抑或评估式调解，还是新兴的叙事调解，都十分关注人际沟通的心理维度，重视对情感表达和深层利益需求的倾听，接纳各种情绪。现代诉讼程序具有定型化和格式化的特征，诉讼程序的开启、进行与结束都具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在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驱动下，利益诉求被转化为法律上的实体请求权。人在调解程序中成为“多维度的人”，他们既相互协作、相互包容，也相互对抗、相互竞争；他们既关心物质利益，也关心精神利益；既关心诉争内利益，也关心诉争外利益；既重视眼前利益，也重视未来利益……从而最大限度满足当事人的多元利益诉求。因此，调解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纠纷解决方式。
其次，从纠纷解决过程而言，人民的尊严在调解程序中获得有力保障。调解是基于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的核心理念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自治意味着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居于程序主体性地位，当事人对调解如何展开、纠纷如何解决具有最终话语权，调解员的作用是帮助双方在各自既定目标之上寻求共识，重建人际关系。调解过程中，“人的尊严得到尊重和重视。他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所构成的整体都得到认真对待……调解就是一种恰当地对待人之整体的纠纷解决办法”。调解是一种为当事人赋权的工具，它鼓励当事人自己解决问题，对结果负责，从而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民的主体意识。
最后，从纠纷解决结果而言，人民的满意度在调解程序中得到极大提升。所有纠纷解决制度都以让人民群众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但是，公平正义是人民在追求利益平衡时的一种价值判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特征，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同一行为会作出不同的评价，有着不同感受。“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调解秉持一种向前看的综合性、系统性思维，它不止步于眼前纠纷的化解和当前利益的争取，不是胜败之争，而是着眼于未来，采取“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的方式寻找纠纷双方新的利益增长点，促成新的合作方案，使纠纷消弭于互利共赢的长期合作之中。因此，调解能够实现当事人双方利益最大化，能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更好为群众解忧、为和谐护航。
二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纠纷解决方式，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具有局限性，调解也不例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要体现在对纠纷解决的理性认识和实践行动中。只有从理论上深刻认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才能让调解成为值得人民信赖的基础性纠纷解决方式。
第一，调解的根本立场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2024年11月，中央政法委联合11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基层调解实践中，要杜绝“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等错误的调解理念，既不能强迫权利人让渡权利，也不能让当事人谋取超越法律的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调解应当尊重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的主体性地位，遵循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客观规律，充分倾听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在合法合理的框架内实现利益协调，从根本上实现长远的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调解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解文化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当代调解制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安徽省桐城市深入挖掘六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内涵，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创新提炼“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走出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基层治理之路。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时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调解只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情感认同。调解过程的纠纷解决方法是当事人与调解人协力探寻的方法，是双方当事人平衡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方法。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必须将情、理、法相结合，确保调解结果符合人民群众判断是非曲直、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要善于把握引导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融法、理、情于一体，引导和支持人们合理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因此，调解要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为目标，旗帜鲜明地树立弘扬真善美、针砭假恶丑的价值导向，遵循自愿合法原则，通过释法明理引导双方当事人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圆满化解纠纷。
第三，调解的力量源泉来自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力。调解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见，如果不懂群众语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熟知群众诉求，就无法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典型样本，“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调解制度是群众路线和社会自治的天然载体。调解员源自人民群众，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各行各业代表都能作为调解员参与调解。近年来，我国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截至2023年10月，全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3万个，人民调解员317.6万人，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41.2万人。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所长，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群众工作基础越扎实的地方，人民调解实效往往就越突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我国许多地方的社区、小区，建设“民情角”“睦邻调解室”“群英断是非”等协商平台和调解组织，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推动源头预防、就地实质化解纠纷。例如，湖南岳阳的“群英断是非”工作法，针对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难以调解的矛盾纠纷，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找准当事人信任的“群英”，在当事人认可的时间、地点，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召开“群英”协商会或评判会，倾听双方分歧，摆事实、讲道理、明政策，既明辨是非对错又不拘于是非对错，推动讲理解、讲感情、讲包容、讲风格、讲来日，彻底化解矛盾、达成共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体现。无论是调解过程还是调解结果，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调解是做人心的工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真正运用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视角、人民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廖永安，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湘潭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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